AI 时代,企业为何难以承接不断扩大的生产力?
- AI 能提升个人生产能力,但无法自动改造组织结构
- 个人加速,不等于企业提速
- 产出增长,也可能带来更多协调成本
- 个体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,超过了组织协调能力升级的速度
——这个落差,就是“协调赤字”
01|AI 时代,越来越累的人

上周,Zleap 一位工程师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:
让 Agent 修改一小段代码,Agent 很快完成了任务,却顺手把整个模块都改了,结果又得返工。
他说在 AI 时代,工程师不仅要会写代码,还要开始掌握项目管理:拆分目标、补充上下文、给任务设边界、安排执行节奏,等等。
近一年多来,很多人的工作方式已经随着 AI 从 Chatbot 转向 Agent,发生了很大变化。 从聊天窗口里复制粘贴(Ctrl C/V),逐渐变成向 Agent 说 “Yes/No”;同时生产过程也逐渐从个人单打独斗,转变成管理一支 Agent 团队 。

图源 | Zleap 内部分享
AI 可以替我们查资料、写方案、改代码,但恐怕没人敢把 AI 的生成结果直接放入生产环境。人承担后果,因此需要对此进行审计和验收。
所以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更忙了——干的事越来越多,花的时间和 Token一点没少,然而结果却未必更接近目标,大多处于未完成态。
我们把这种落差称为 协调赤字 。
协调赤字,有两层
个体层面 产出迅速增加而注意力有限,个人一时顾不过来。
团队层面 伴随个体产出增加,组织内部任务分工、进度协同、过程交接、产出评审和验收的协调制度安排还未赶上。
这意味着,从个人产出到组织成果之间的转化链路仍然冗长、缓慢,拖累了组织提效。
02|企业是生产机器,也是协调制度

自亚当·斯密(Adam Smith, 1776)以来,我们习惯从分工和专业化理解企业。市场规模扩大,会推动更细的分工,并带来专业化能力提升和产出增长。现代企业则把不同专业的人组织到一起完成共同生产。

亚当·斯密(1723-1790)图源 | 维基百科词条
但在上世纪 30 年代,罗纳德·科斯(Ronald H. Coase, 1937)提出了一个天才式的发问:
如果市场能够配置资源,为什么人们还要组成公司?
科斯的答案是,市场交易并不是无摩擦的。每做一笔交易,都要寻找合作方,并且询价、议价、签约,确保合约履行。企业则使用组织内部权威,替代逐笔使用价格机制的交易过程,节省一部分交易成本。
但企业内部也会产生新的成本——包括衡量中间产出、管理员工劳动、监督各层代理人等。
因此,企业不会无限扩张。它会停在一条边界上:再多把一项交易收进企业内部的成本,已经不低于通过市场完成它的成本。

罗纳德·科斯(1910-2013) 图源 | 维基百科词条
之后,奥利弗·威廉姆森(Oliver Williamson, 1975)等沿着科斯的路线继续推进,探讨不同条件下的最优治理结构。
总的来看, 企业的价值不只在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,更在于把分散的个人行动协调一致。
03|AI 先行交付了生产力,留下了协调账单

当AI 进入工作场景后, 个人生产能力首先得到放大,但也意味着人要承担更多协调 AI 的成本 :决定用哪个模型和 Agent,给它补充什么上下文,检查它的产出是否合格,不同的结果能否整合成下一步可执行的方案。
到团队层面,协调账单还要再多一层。
每个人不只要管理自己的“AI 小队”,还要和其他人及其 AI 对齐。
一个团队可能在一天内生成五份方案,却花两天确认到底采用哪一份;每个人都在推进自己的任务,到了评审会上,却发现大家讨论的不是一回事。
归根到底,过去的岗位分工、绩效设定和人员考核,适应的是旧的个体生产能力。 但当个人能力随着 AI 发展突然扩大,原有制度却未能有效承接。

“三个和尚没水吃”,折射了人类文明进步最根本的困境——集体行动难以协调
协调赤字,正是这样形成
员工能力边界快速扩张,组织没有同步建立共同上下文、统一标准和清晰的责任边界。
横向上 个人能力扩张以后,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成本并没有消失。
纵向上 AI 汇总出来的信息越来越多,管理者却仍要判断哪些信息可信。
总而言之,AI 没有凭空制造协调成本。它是在原有的组织运作轨迹上,通过提高生产速度,更加凸显了协调难题。
04|Zleap 的探索:让知识、Agent 与现场重新接上

如果企业的核心价值之一,是把分散的个人行动组织成共同结果,那么 AI 时代的问题就不只是如何提高个人产出,而是如何重新设计这套协调机制。
这也是 Zleap 探索 SAG、Zleap OS 与 FDE 的起点。
第一步:让管理者看见组织
Zleap 创始人 Jomy 在管理公司的过程中逐渐感到一个问题特别棘手——公司规模越大,自己越难听到真实的声音,也越难知道业务一线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这类问题并不只属于现代企业,而是组织规模扩张与有效治理的根本难题。
美国汉学家孔飞力(Philip Alden Kuhn, 1990)在《叫魂》中,讲过一场民间恐慌如何在地方层层传递、最终影响中央判断的故事。它呈现的是 大型组织的信息治理困境 :
基层信息在层层上报中被筛选、放大和扭曲,管理者掌握的信息越多,判断反而未必越接近事实。当组织规模持续扩大、上下之间的信息结构得不到优化,治理就会出问题。

在去年,我们最初希望借助 AI 改善企业的信息汇报,打造了 SAG 知识库,并且推出了聚合LLM模型、Agent 与 Context 三层基建的一体机 D1,让它成为 CEO 和管理者的信息中枢。
D1 可以汇聚业务系统、项目记录和内部沟通中的信息。它首先解决的是:纵向信息如何抵达管理者,并成为可以信任的共同事实。

Zleap D1 Agent 一体机
然而,“看见”只是组织行动的起点。
第二步:看见之后,让组织共享知识

随着越来越多同事使用 AI,我们深入到一线场景后发现,公司内部的协调问题不只在于纵向信息流动,更在于分工协作。
于是在今年,我们开始设想:
干脆就让 SAG 与 D1 从管理者的信息中枢,扩大到企业中许多人都会使用的知识中枢,担当组织的决策基础。
SAG 负责把企业内散乱的资料和数据连接起来,整理成可关联、可检索的信息,让人和 Agent 在处理任务时能找到共同依据。这样的知识库,才能 在横向协调中,让不同的人形成共同理解。
第三步:Agent 开始行动后,如何进入组织
再往后,我们注意到,当 Agent 不再只是作为工具,而是开始在许多岗位上,作为独立Task Agent 承担任务,协调就进入了更深的一层。
我们开始设想,如何更充分地调度 Agent 的能力,让它承担更完整的任务、更深入地参与组织协作。

但这有个必要前提,即 Agent 是可控的:
Agent 属于哪个项目,代表谁行动,可以读取什么、调用什么,哪些决定必须交还给人,出了问题又由谁负责?这些问题解决了,才能放心让Agent承担更复杂的任务,组织和人才愿意从数字员工的角度处理 Agent。

因此,我们开始做 Zleap OS,并将它定义为面向 Agent 的调度系统。它要在以人为主的组织中,为 Agent 建立清晰的组织身份,并划定权限边界、任务归属、过程记录和责任链条, 让 Agent 能够在可治理的前提下参与分工协作。
第四步:标准能力如何真正落地

SAG 和 Zleap OS 再完整,也不会自动适应每一家企业。不同企业的规模、行业、政治环境和社会关系等不同,它们的协调问题也不会相同。
这正是 FDE(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)需要进入现场的原因。他们把标准化的技术和产品方案带到企业现场,完成对企业的诊断,进而设计和实施 AI 化方案。
并且,FDE 再将现场经验反馈给我们,推动标准化方案不断进步,从而持续沉淀企业 AI化能力。
因此,Zleap 的探索不是四个产品的简单叠加,而是一条逐渐展开的路径:SAG 组织知识,Zleap OS 组织 Agent,并提供SaaS 和软件硬件一体机则作为标准化交付方式,由FDE将这套能力带进企业。
05 |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
好的协调并不会削弱生产力,反而有机会减少无效等待和重复沟通,把更多注意力还给判断与创造。
而且,像 Zleap 一样的众多同行,都在企业 AI 化组织基建上努力,共同解决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。这些基建也不只是处理协调问题,它们还直接作用于生产效率的提升。
譬如,我们的 SAG 作为企业知识基建,能够为新人补充企业上下文,缩短入职磨合期;也能够为 Task Agent 供给专业知识,让它更好地承担任务。
但包括 SAG 在内的诸多方案是否有效,不只取决于它在理论层面的作用机制,还取决于它能否适应具体企业。 所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:
- 企业在吸收员工知识时,如何保护员工的知识产权和贡献?
- 信息流通加快后,如何保护员工隐私?
- ......
这些由AI带来的问题,需要社会、政治、法律和市场等各方共同协商。
留给我们所有人的追问
作为人,该如何理解 AI 在企业中的身份:
它只是员工手边的工具,还是一个能够领取任务、接受授权并交付结果的组织成员?两重身份之间又有怎样的区别?
我们或许也能提出一个青年马克思式的问题:
当越来越多认知劳动交给机器,人会不会被压缩成任务的验收者和责任的签字人?判断、创造、关怀与担当这些让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价值,又该如何重新回到人身上?

卡尔·马克思(Karl Marx, 1818 -1883) 图源 | 维基百科词条
下一篇,我们可以接着聊。
如果你也正卡在这
如果你发现公司里每个人都在提效,但从个人产出到组织交付的链路却变慢了,这可能不是执行力问题,而是组织正在出现协调赤字。
欢迎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,备注「企业 AI」,我们接着聊,看看协调这一头还能怎么拆。

> 往期推送 :
从 Transformer 到 Transformation:企业 AI 化的问题与解决路径
资料来源
1. 罗纳德·H.科斯(Ronald Harry Coase), The Nature of the Firm(Economica, No. 16, 1937, pp. 386–405.
2. 斯坦福大学 HAI,《AI Index 2026》:2025 年受访组织的 AI 采用率达 88%。
3. 麦肯锡,《The State of AI》全球调研(2025):约 88% 的受访组织至少在一项职能中使用 AI,但约 6% 被归为高绩效组织。
4. 奥利弗·威廉姆森(Oliver E. Williamson),Markets and Hierarchies: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(New York: Free Press, 1975).
5. 孔飞力(Philip A. Kuhn),Soulstealers: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(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/ Belknap Press, 1990);中译本《叫魂: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》,陈兼、刘昶译,上海三联书店,1999。



